本文原刊载于《当今大马》9月5日＂跨界书写＂专栏：
你幸福吗？
首相纳吉昨日在首相署月会上公开表示，要设计一套符合马来西亚民情的人民幸福指数衡量标准，以此配合传统经济指标，计算我国整体发展指標。
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于2005年经由媒体报导推波助澜，许多意见领袖朗朗上口的名词，实际早在1972年就已经面世，提出此概念者正是那一年获得全球最幸福国家──不丹的第四任国王吉格梅（Jigme Singye Wangchuck）。
但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世界列强都在追逐经济数字的成长，就算多么压迫人性，只要是为了大跃进、超英赶美，都在所不辞，这个名词只有在西方国家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回过头发现富人多不快乐之后，才获得重视。
挑战偏重经济发展模式
不丹最初提出的幸福指数计算基石有四，即永续发展、文化价值保存与提升、自然环境保育、善治（good governance）。尽管这是一个佛教国家所倡议的幸福指数风向标，但其精神显然跨越宗教，因为上述四项理应是不分宗教、族群，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之后，不丹研究中心又进一步深化四项指标，把生活水平、生理与精神健康、教育等等议题纳入衡量指标内。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幸福指数的用意在于提出一项有别于主流以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消费水平衡量人们生活好坏的衡量基准。
不丹研究中心所使用的八项指标共为：（一）生理、心理与精神健康；（二）时间运用；（三）社会与社区活力；（四）文化生命力；（五）教育；（六）生活水平；（七）善治；（八）生态生命力。
Med Jones七项指标
如纳吉所言，马来西亚必须设计符合我们自身条件的衡量指标，我窃以为，美国经济学者Med Jones所列出的七项指标，可以参考：
（一）经济幸福：透过消费债务、人均收入、消费指数、收入分配等数据计算经济幸福；
（二）环境幸福：透过污染、噪音、交通等数据计算环境幸福；
（三）生理幸福：透过计算重大疾病数据得知；
（四）心理幸福：透过计算精神疾病病患使用抗忧郁药物起落得知；
（五）工作幸福：透过计算失业率、换工、工作场合的投诉与法律诉讼得知；
（六）社会幸福：透过计算歧视、安全、离婚率、家庭冲突与诉讼、公共诉讼与罪案率得知；
（七）政治幸福：透过计算地方民主、个人自由、国际冲突得知。
国际上，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机构曾经使用好几种标准，也有过于主观或太过客观无法真实呈现人民观感的批评。
纳吉政府已难取信于民
现在，纳吉要设计一套符合马来西亚民情，不完全抄袭东方或西方标准的指标，我狐疑的是，最后的结果会否是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PEMANDU）所计算的罪案指数一样，与人民观感天差地远。
姑且不论结果，因为无论纳吉政府公布多么漂亮的数字，都无法改变人民的实际感受，这正是没有人相信整体罪案下降的真正原因，人民已经对国阵政府失去信任，对体制失去信任，进而对社会、环境以及身边许多人都失去信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人对罪案的恐惧不仅源自于亲身经历（包括亲友的经历），也源于对警察、政府体制的失望。
大马环境幸福值多少分？
我们无法知悉纳吉会把人民的罪案恐惧/治安感受度列入幸福指标的哪一项领域当中，或许纳吉的谋士们最好建议他避开这一项，否则其调查结果必然难如人意。
按照不丹所使用的基础理论，罪案应该计入善治。那么，在纳吉政府动手计算只有他和他的幕僚相信的数字之前，我们不妨先扪心自问，现在的我们，过得快乐吗？
在此环境公害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从劳勿山埃、关丹莱纳斯、柔佛边佳兰石化工业到砂拉越水坝诅咒、铝厂毒害，我们的环境幸福该打多少分？
还有，当政者依然扛著发展大牌贿赂选民，建校像是去巴刹买菜，必须与菜贩讨价还价，没有一致标准，媒体垄断异议难见于印刷、广电媒体，在一个没有社会幸福、政治幸福的国度，我说，幸福？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