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载于《独立新闻在线》2月22日专栏

【指南人语/黄书琪专栏】半个世纪以前,在马来亚普罗大众所能理解的 脉络里,城市是经贸场所、华人住的地方、殖民者以及后来执政者的权力中心。在分而治之的政策底下,城市迈进的方向是由特定人士所拥有、决定的,但在民主社 会,城市的人口翻倍,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应该去向何方,必须所有人一起动脑。


1950 年,马来亚居住在城市的全国人口为130万(20.4%),60年后的2010年,这个数字翻了十倍有馀,共达1880万(68.2%)【一】。马来西亚 的城市化毋庸置疑,城市早已不再是特定族群拥有的区块,城市里混和的气味、文化、色彩也不可能三言两语一概而论。

上周三,新纪元校友会举办了一场谈及上海、香港与台北的三座东亚城市的讲座,熟埝华语文的出席者到讲座会后头,越谈越是欲罢不能。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把眼光拉回我们所处的城市。

我们要的城市
吉隆坡、槟城、新山三座大城,要打造、呈现的究竟是哪一种面貌?

新 山市政厅若干年前,决定重塑新山市区莎玉河周边,突出马来文化。新山作为长久以来唯一马来人口多于其他族群人口的城市,主事者以此为出发点似乎颇有理由, 只是改造最后只能沦为不伦不类,非常人造,装饰好比吉隆坡十五碑的小印度。加上海关迁徙,原本就已没落的老街区,时至今日,已经有部分成为“死古迹”,即 不再有常民生活痕迹,徒为观光客遥望想像的观光景点。

上周赴雅加达开会,会后要求当地友人带大夥前往雅加达的老城,除了殖民时期荷兰统治者的办公楼外观修复美轮美奂,周围建筑有者废弃沦为公厕,或者寂寥无声,除了市场营业时间年轻人、观光客涌入,这个古迹区只能等待凋零。

再回头看看吉隆坡,顺道游马的外国友人经历雅加达塞车梦魇之后,对吉隆坡是赞不绝口,当然,唯有生活在吉隆坡的一般老百姓才能了解公共交通设计不良带给我们的不便。

友人直言,吉隆坡相对而言感觉比较有规划,我只能苦笑以对。的确,我们的城市有规划,但实际上应该由政府动脑的规划其实都是大財团主动献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动脑,而是被动接受承包商的建议,如双溪毛糯至加影的捷运计划。

至于在城市各个角落移动的常民,更少有能力对抗政府与財团由上至下的压力,苏丹街可以说是个契机,至少大家开始注意到,常民熟悉的城市开始消失,我们必须捍卫属于我们的城市。

更巧的是,这个月里不约而同有两份杂志谈及老吉隆坡的样貌,我不能不联想,这正是我国政治逐渐民主化所带来的效应。

民主化与民间力量
一 个社会的进步绝对不是单单依赖执政者由上至下的压力,必须是常民自主、自发的改变,像是槟城,槟城固然是因为换了政府带动民间士气,但更重要的是,槟城人 民一向自觉,对于自己居住的土地、权益多了一份关怀。所以,即便民联政府在执政三年内宣布全面禁用塑胶袋都未面对太大反抗声浪;相较之下,2003年,台 北市政府的禁用塑胶袋政策可牺牲了当时的环保署署长郝龙斌。

与邻国比较,二亿人口的印尼在民主化之后,民间力量迅速转动集结,带动整个国家往前跨步,尽管步履蹒跚;马来西亚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基础硬体建设绝对优于印尼,但我们再不争气,却绝对有可能在十年内被印尼超越。

民主政治最后回馈的依然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生活品质是也。我们习惯羡慕其他国家的文化、保存良好的活古迹、利民的政策,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的外国友人住在吉隆坡古迹区里,感受这个城市的气味、色彩与文化,对马来西亚赞誉有加。但是,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移动的居民,又如何想像我们的城市?

注释:
一.Peter J. rimmer, Howard Dick. “The City in Southeast Asia: Patterns, Processes and Polic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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