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手札/黄书琪专栏】如果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那么性产业的生命力恐怕比华人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性产业存在。这个行业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过，但污名也从未消淡。
首相纳吉的前助理纳西尔（Nasir Safar，左图）说：“印度人来马来西亚当乞丐、华人特别是女人来卖身。”
这番说词如同巫统槟城升旗山区部主席阿末依斯迈（Ahmad Ismail）2008年的言论一样，纳西尔言论的中心是把非马来人当成外来者，彻底摧毁纳吉提倡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
但接踵而来，我们看到另一种歧视。可以预见，就算我们跨越了种族歧视，但阶级、职业歧视却是不分族群的深根彼此意识中。
有人强调600万华裔的女性先辈不是来马来亚卖身的，“她们用纯洁的灵魂，以青春和生命，历经血和泪，一步一脚印，来建立家庭，建设国家。”（《星洲日报》，郑丁贤2月4日专栏）当然，无论男人女人，曾经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先辈，哪一个不是胼手胝足成家立业建设国家？就算是卖身的，难道娼妓就不曾贡献过力量？
当我们反对纳西尔的歧视言论时，理当反对的是他再一次的区分种族你我，而非他利用职业标签任何先辈。
慰藉“猪仔”的“猪花”
更何况，最早期中国女性离乡工作者无论自愿或不自愿，从娼者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晚清限制，出洋工作者以男性居多，携眷移民或举家搬迁并非晚清移民的最初型态，这些被称为“猪仔”的男性几乎清一色的单身远赴重洋工作，接着产生的就是女性移工──“猪花”。
武舟的《中国妓女文化史》（2006年，中国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清楚写明，大部分“猪花”被运往海外后，皆被直接送入妓院，为男性苦力提供性服务，有者则是被稍微富裕的华商、华工纳为妾，心生烦腻之后再转卖妓院。
但随着晚清政府拦不住女性移民潮，跟着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与经济每况愈下，随亲属举家迁移或者主动移往海外工作的单身女性愈来愈多，职业型态也愈来愈多样化，不再如早期大部分女性一样主要从事娼妓或家事工作。
的确，我们可以说大部分人的祖母、母亲以致于女性先辈不曾是性工作者，但我们不能忽略移民史中的事实，我们可以说纳西尔言论犯了以偏盖全之误，但华裔女性先辈们受辱的部分应是被抹杀功劳，而非错认职业。如果我们认为他利用“娼妓”构成对母亲们的侮辱，那么我们事实上掉入了歧视娼妓这个行业的陷阱里头。
娼妓亦是劳动产业
假设说人为娼是种侮辱，意即从娼本身也是侮辱，可是，为何使用最原始的工具──身体赚钱是一种活该受辱的职业？撇开被迫从娼者的处境不谈，职业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有人满意于其所在位置，有人则否，我们显然离开尊重个人自由意志选择职业的未来还有很远一条路。
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绝对不鼓励小孩在小学写“我的志愿”一文时许下“我长大后要当清道夫”之类的志愿，我们期许的都是“专业、高尚、干净”的职业，最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伐木致富的商贾；至于那些利用劳力的，似乎都是不用脑的；那些出卖肉体的，只是张开双腿迎送客人，则是更低贱的职业。
问题是，同样是利用身体与劳力赚钱，娼妓为何却是低等行业？甚至活该于被人暗贬为灵魂不纯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洋性工作者捐款抗战的史实存在过，她们和常人一般生活、工作，不偷不盗不抢，有子女者一样养育成人，她们赚的是名副其实的“血汗钱”，可是她们的职业却被当成侮辱他人的借代词。
如果我们谴责纳西尔的歧视言论，那我们也应该一并检讨视性工作者为一种侮辱的歧视思考。职业无分贵贱，性工作亦是万千职业中的一种，与许许多多每日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并无二致，无论是哪个性别的性工作者，他/她们都和劳动者一样付出劳力，用身体换来报酬。
纳西尔言论最令人愤怒的部分应是把非马来人当成外来者，而非把华、印族的先辈看成乞丐与娼妓。
可令人更感震惊与愤怒的是，手中执笔的媒体人却把性工作者视为侮辱的代名词，自以为不从娼者的灵魂定比从娼者来得纯洁，殊不知，用肉体赚的钱可能要比许许多多出卖灵魂的白领所赚的钱更为干净，接纳不同的身体与汗水，满足他人需要，给予服务，不杀人也不害人，也从不强迫他人迁居以招徕生意。这职业可比为了生意迫迁原住民，坐视原住民少女因为伐木业而遭性侵、族长被谋杀的白领、商贾更加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