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苦勞網
【編 按】上週，苦勞網在台灣紀念六四晚會的報導中，放置了一個「延伸閱讀」的欄位，其中包含在過去冷戰架構下，台灣教育建置內部服務於國民黨黨機器反共宣傳的 國語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用這樣一則課文作為報導本文的延伸，我們想指出的即是，在歷史上兩者之間的連續關係，亦即，所謂台式的「六四論述」，如何銜 接了國民黨政權的冷戰位置，並不斷複述反共親美的話語。（見2012/06/05 苦勞報導 「毋忘六四 台舉辦紀念晚會」）
近年來持續擴張的「普世價值」、「普世人權」運動，動輒將論述升高到「世界共識」層次，隨意撿拾源自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之現成主流話語，作為在各地 燃起改革烽火的武器，使西方的「自由人權觀」，不僅僅只是歷史的「其一解釋」，更成了不證自明的「唯一解釋」。其結果，一方面，正是掩蓋了這篇評論所指出 的，對八九民運實際上存在著的多重分歧歷史認識；而另一方面，更遏止了運動能從本地經驗中擷取抵抗資源的機會。
對於歷史分歧的掩蓋，實際上就是對於活生生的人的掩蓋，因此，八九民運主體僅僅被再現為唯一在場的六四學生領袖，遮蔽了工人階級的存在；正如同台灣的轉型正義運動，在試圖平反清共的白色恐怖時，也向來只能以平反「錯假冤」案為其主軸線。
在現實運動的層次上，假使發生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能理解定位為是對社會主義信念衰落的哀悼，是對1978年開始鄧小平決定中國轉向市場經濟「改革 開放」路線所產生之惡果的總檢討與總批判，這個經驗，大大可以用以對照台灣近年來公有土地、銀行的私有化，教育與醫療等國家公共支出衰減（表現在教職員、 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以及人民所能接受的教育、醫療品質之惡化），且持續朝向擴大到電力、石油等民生服務的市場化與私有化的趨力與方向。
站在一個「關注中國改革與發展」的位置上，我們認為，只高舉「普世」旗幟，其實不過是對自己的存在與位置的取消；因此，真正迫切地，反而應該是以本 地的社會矛盾與抗爭經驗，與中國的改革進行對話，互相挪用彼此的經驗作為抵抗資源。畢竟，中、台二地在分斷的歷史現實下，仍存在著諸多共同面對的危機，受 壓迫者如何有效地串連與對話，更是除了當前以兩岸資本家與統治者為主導的「和平共榮」外，更具有激進抵抗意義的兩岸人民交流。
這幾年來，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發動的紀念六四活動，參與人數履創新高，今年估計達到18萬人；而六四剛過，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中國湖南邵陽工人李旺陽在醫院「被自殺」的事件，6月11日，香港超過兩萬人上街要求揭露這一個被稱為「六月飛霜」事件的真相。
對於「民主」的不同詮釋
李旺陽是一個工人。
六四前夕，群眾的力量還佔上風的時候，在木樨地，軍隊被逼退，坦克遭到焚燒。
「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遇害者的遇害的地點，集中在木樨地到天安門廣場上的長安大街（點小圖看大圖）。
1989年，李旺陽組織「邵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參與了民運，而在當時，全中國各地，同樣以「工自聯」為名的工人組織，不知道有多少；現在被稱為「六四天安門」 的這個事件，從來就不只廣場上那數千學生的學生運動；關於「天安門廣場」死多少人的說法，眾說紛紜（參見柴玲與侯德健的「對質」）； 六四之後「坦克人」王維林在廣場附近長安東街的影像，透過西方媒體，傳遍全球，成為「六四」的象徵，而從6月3號凌晨起，確確實實上演著的群眾以肉身與坦 克搏鬥，最後遭到鎮壓、真正血流成河的地點，是距離天安門廣場西邊3公里，也是「天安門母親」們年年想要突破封鎖，前去祭拜的地方，當時「北京工自聯」把 守的重鎮，木樨地。
八九民運，並不是台灣的大學生，在第2年「彷製」的那一場「野百合學運」；實際上參與、擴大並升高了民運，並且在其中犧牲最慘烈的，是從北京，到全 中國各地的工人；工人怎麼看待這一場運動？李旺陽在生前留下「爲了中國早日實現多黨制，我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這樣的遺言；而當時「北京工自聯」的領導 人、現在「中國勞工通訊」的韓東方則加入了香港的民主黨、並積極推動中共黨組織之外的自主工會、進行集體談判。
經過23年之後，這是他們的選擇，希望走向西方的工會制度與政治體制，但是，也有很大一部份的工人，並不是這麼看的，對於中國的「毛派」來說，八九民運恰恰不是一場向共產主義的挑戰，而是為了捍衛共產主義的鬥爭。
八九民運的主要訴求是「反官倒、要民主」；「官倒」是什麼？是「官僚資本」下的特權份子，通常指的是官員和官員的家屬，他們利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 場經濟過程中，制度上的改變，中飽私囊；舉例子來說，這個過渡階段中施行的「價格雙軌制」，一方面存在計劃經濟下經過控管的價格，以及進入市場後「商品」 的價格，掌握這些機構與國營企業的人，便從這些價格差異中牟利，變成暴發戶；「官倒」透過將他們的政治權力化為私人資本，這個現象，看在許多經歷30年社 會主義「集體制」吃大鍋飯的工人眼裡，是不能忍受的。
那麼「要民主」要的又是什麼呢？在當時的情境下，所謂「民主」指的是不是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是很有問題的，在文革時期，毛澤東也講「民主」，不 過他說的是「大民主」，不同於票票等值、議會制度這些民主的形式，「大民主」是為階級利益服務的，是要讓資產階級屈從於工人階級，而且是透過群眾運動來完 成的，在「民主集中制」下，是「人民群眾創造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七五憲法》）；在「民主集中制」下的預設 是，沒有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就不會有民主，而同樣地，「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列寧）」。
「平反六四」與「反共八股」
對毛派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失敗的沒錯，但是是敗在官僚資本主義與黨內走資派的手上，敗在它還不夠徹底；但是經歷過文革洗禮的工人，意識上被改造了， 清楚誰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公」，清楚這些公共的資產，是不應該被少數人壟斷的，一直到今天，這些「老工人」仍被毛派認為是革命的基本班底（關於毛派與 「老工人」的想法，請參見2010/01/04 批判與再造 「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陽和平在中國工人研究網『老工人懷念毛主席』報告會上的發言」、2008/09/01 思想雜誌 陳信行「一個台灣人的毛派之路：回應『新民主主義者』陳明忠先生」）。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八九民運的歧義性。
不可否認地，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像是基本人權、多黨政治…這些東西，特別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進入中國，這些「舶來品」，也成為廣場上學生與知 識份子的重要訴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官倒」的厭惡，與「民主」的想像，未必如今天它被描述的那樣，只是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民主、人權這一套 制度的追求，其中也不乏來自對社會主義價值的捍衛，以及對它向官僚資本主義墮落的抗議，它們共通點，只有都指向以李鵬（以及背後的鄧小平）為首的統治集 團。
1989年6月，中國時報發行人余建新在中正紀念堂「自由的怒吼」團結聲援六四大會上，敲響「自由鐘」（上）；23年後，中國時報已經由兩岸巨賈蔡衍明所收購，蔡衍明（下）公開為六四的「屠殺」開脫；他們兩人的差異，真的只是在良心、正義或者言論自由這些大符號上嗎？
就在八九民運發生的同時，自己也沒有很「民主」的台灣當局，對於這一場運動，開始套上「反共」的八股，大力宣傳，甚至由上而下地發動學生到中正紀念 堂靜坐，悼念這一個「歷史的傷口」，中華民國政府宣示，與民主運動人士「永遠站在一起。今後我們將竭盡所能爭取全體中國人的民主自由，直到中共專制政權從 中國土地上消失為止（相關剪報）」。23年過去，當年積極參與抗議中共政權屠殺人民的馬英九當了總統，卻早已將當年的承諾置於腦後（奇怪耶，你），政治的利益，直接決定了政治人物是否詮釋，以及如何詮釋。
另一方面，在西方支持下的部份民運人士，也開始宣稱他們所信仰的那一套價值是「普世價值」，不做區分地定性了八九民運，同時也將60年中國共產黨政 權簡化為一個嚴重違背這一個「普世價值」的政權；到了今天，只見台式的「六四論述」，成為國民黨式的「反共八股」與西方的「普世價值」的怪異結合（相關報導），使得八九民運變成了一場「學生運動」，一場爭取普世價值的「民主運動」，甚至一場「反共運動」。
前面說了，八九民運多元而且歧義，愛怎麼詮釋是你家的事，不過，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透過歷史，恢復正義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確定了「發展是硬道理」繼續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的方向，1989，社會力量遭到鎮壓，是它的基礎；接下來 20年的發展，成為各種利益集團選擇性打造出了的制度；如果它是資本主義，是沒有「西方式民主」的資本主義，如果說它是「社會主義」，則是沒有「大民主」 的社會主義，既沒有政治上的民主，也沒有經濟上的民主，最後讓官僚資本主義持續地擴張、變形，一部份人富了起來，發達生產力，也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寡佔，在 地方上，類似中國式的「圈地運動」、侵奪變賣公有財產，「官倒」的形式不斷推陳出新；而這一切，就是在將民運肅清之後，一片和諧的環境下進行，從這中間獲 得利益的人，正是踏著受難者的血漬，得到今天的這一切的。
就在中共藉著掃除薄熙來事件，而進行「反左」的鬥爭（參見汪暉：2012/05/14 公共論壇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之際，在「平反六四」這件事情上，也出現了鬆動的跡象（相關剪報）， 民運當然應該平反，但是，讓人好奇的是，在現在「六四」的詮釋是如此單一，這個所謂的「平反」，是否只是中共藉著引入這些「普世價值」，進一步徹底地揚棄 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對於黨內「反動」勢力持續追擊的動作；如此的「平反」，結果只是使得反抗者的歷史一再遭到掩埋。
就如我們在回顧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被簡化為「錯假冤」案的歷史、將所有的「反抗者」給搞成人權被侵奪的「受害者」（2011/11/03 苦勞評論 「終結國共內戰 找回反抗的台灣史 關於如何反駁『郝氏三段論』」），最後我們也只能像一個教徒一樣，最終地放下仇恨，榮耀我們信仰的「普世價值」，但其實，那從來不曾「平反」過，或「揭露」過些什麼。
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以上所說的事情，都還顯得太過奢侈，不要說二十年前的事情，就算是上個星期的事情，真相都沒有辦法被了解，去年溫州動車 意外，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席「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發言，其實早已道破這個國家的真相，這是一個透過無數謊言支撐起來的體制；現在，這個政權 已經失去「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而實際進著為官僚資產階級與大資本家服務的「階級鬥爭」。
今天的中國，深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經濟危機，貧富差距、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社會資源遭到官僚資本的侵奪，無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 些「大民主」的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是否真的實踐過，經過1989年的鎮壓後，的確已經「四大皆空」；政治、經濟上的民主改革刻不容緩，而「平反六四」 也的確是恢復歷史正義，讓我們得以看見現在與未來的重大工程，但是「平反」的前題是正視歷史，以及這些歷史與今天的延續性，從中間將加害／獲利者與反抗／ 受害者辨識出來。
當然該記住六四，但是要記得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