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载于《独立新闻在线》7月14日专栏：

【指南人语/黄书琪专栏】经济不景引发罪案频频，进而引发的是国人对社会、环境、体制的集体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即使是换了新政府也会继续成为问题，重建信任，让人信赖体制、环境是重建马来西亚的关键要素。

本周一，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宣布，该国将修法废除针对符合两项条件，即单纯被雇佣/利用来运毒，没有参与产制毒品的毒驴，或有精神障碍的运毒者。

这对废除死刑运动不啻是一项鼓励，对马来西亚人而言，我们或该感到难过的是，环顾近几年来东南亚经济发展、法制改革，马来西亚不但无法望同侪项背，也逐渐有遭后起国家取代之虞，马来西亚至今依然保留运毒者不论其身心状况、背景条件，强制死刑的法条。

废除死刑，不代表不惩罚罪案的加害者，而是反对“杀人”，一命偿一命是消极的补偿方式，因为杀了另外一个人并无法确保受害者或其家属因此而觉得宽慰，决定放下，重新建立生者应有的生活。

因此，最令我感到痛心难过的，无疑就是亲耳听到受害者或家属说，“我要他/他们死”。要一个人或一群人死是多麽深沈而痛苦的伤害，才能让受害者或其家属有此不移的恨意；但即使加害者遭处死，受害者家属却未必能够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支持废死的台湾作家张娟芬在其著作《杀戮的艰难》中提到，其友人在英国遭遇打抢，报案后数天即接到政府机关打来电话询问是否需要接受心理谘商，费用全免。

受害者辅导外国行之有年
实际上，不仅英国，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澳洲都已经设立刑事案受害者辅导、支持体制，惩罚加害者不是唯一补偿受害者的方式，受害者更需要的恐怕是心理上的重新建设、辅导与疗愈。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受害者辅导、支持体制的不仅是重大罪案受害者，而是一般小型罪案受害者也应该在照顾之列。

以马来西亚近日每况愈下的治安情况为例，所有遭遇扒、抢的受害者都该得到协助，上个月于画廊遭劫匪割伤颈项的画家林丹琦就在劫案发生之后透露，心理创伤远比肉体创伤更严重。

就在政府怪罪报章、在野党夸大治安问题之际，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的现有体制对于协助受害者，又尽了多大努力？一旦遭遇劫案，受害者承受的不仅是个人財物损失或肉体损伤，同时也失去对周遭环境、人的信任。

集体不信任加重社会成本
15年前，我在依然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新山遇上扒手，数个月前在友人众目睽睽之下，差点当街遭人攫夺；这十几年，身边亲友遭遇劫案的无数，这种经验许多人都有，这些直接、间接累积起来的所谓“印象”，不啻是一种创伤，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深整个社会集体的不信任。

我们不能放任个人去面对创伤，因为社会集体的不信任最后所付出的成本代价，也是由社会集体所承担。为了让人感到安全，保安、警铃、加设警力，最后都是转嫁到普罗大众身上的代价。

因此，无论是现任政府，还是下一任政府，要重建整个国家，重新建立国民对政府体制的信任、社会环境的信任，不仅是要确切的根治治安问题的根源──经济不景、贫富差距与警方执法不力，更需要建立受害者辅导与支持体系，才能完成重建国家的巨大任务。

以上三项无任何一者可以单独成立解决问题，必须相辅相成，才能见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