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終，透過網絡書櫃做的統計，我今年沒有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一月看書兩本，只跟去年打平，還是12本。不過，今年看的書本本厚重，頁數統計又要比前兩年都多。

這些書，有些是朋友推薦，有些是幾趟出國買回，有我自己本科如研究英國OFCOM相關多媒體政策的書籍，也有我無意在中國海撈到的兩本熊培雲著作。

熊培雲言論在許多自詡「左」的人眼中，恐怕是個右派，但他自己在回應中國的左右問題時指出，現在中國所發生的許多問題是上下，即有權與無權，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問題。

我會把他及另一名作者Michael Sandel（我與許多人相反，我不受其第一本著作《正義》的感召，他的第二本著作《Things that Money Can’t Buy》於我較為有趣）列入同一個類別。這個世界上多著是沒有特地標榜自己是特定主義信仰，但實際上都在挑戰/改變資本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派運作方式的人，新任雅加達市長就是一例。

在熊培雲《重新發現社會》一書中，有許多讓我思考良久，很深刻的話語。他在形容市場開放前的中國時，直指，那個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有主義沒社會的國家。

有主義沒社會是什麼面貌？看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知其一二。而在其《一個村莊裡的中國》，有主義沒社會更是躍然紙上，記錄在一個個村莊的歷史裡頭。一個社會失去機能，國家機器以主義凌駕於社會，強迫所有人成為一個個相同的有機體，沒有不同的方向，只有生與死不同的時間點。

任何對人類未來抱持理想者，大概都會視此為荒誕的一段人類史。

相比那個曾經無處不喊主義的紅色中國，好些亞洲國家是不存在「（社會）主義」（思想）的，若有，也在歷史洪流中被無情打壓。

回顧當前的馬來西亞，我們究竟需要用什麼來感召人們，進而改變整個社會/國家？

身為民聯成員黨的一份子，一個準備執政的政黨，民主行動黨不僅必須是在思想上是，更必須在政策上是一個落實社會民主主義內涵的政黨，紅色的大旗很容易揚起，高喊主義很簡單，就如道德約束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東西，批評別人的私德也是最容易引起大家訕笑呼應的演講；但是，對一個準備做政府的政黨而言，如何落實內涵，確實用我們相信的信仰，放在立法、政策上，為每一個人的生活帶來好的改變，卻似乎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所面對的對手，從來就不在乎什麼意識型態，60年代開始的FELDA計劃，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政策底下的土地改革計劃，只是這個土改到了馬來西亞，也沾染了種族主義色彩，意思就是不純正。

還有，國陣政府也認同要施行最低薪金制度，就連國陣的部長在國會答詢時，都已經明確表示，最低薪金制度務必落實在外籍勞工身上，否則，這個政策形同無效。

國陣是一個從來就沒有信仰，只信仰自己利益的政治聯盟，而關鍵時候，他們卻也知道，有些事非做不可。所以，從民聯的共同施政綱領、橙皮書偷取概念與政策也不奇怪。

那麼，我們要如何區別一個政府的良善真偽？我們有必要打起正紅旗高喊社會民主主義萬歲來為感召眾人嗎？

我寧願相信，我們必須在政策方面深化思考，不只是經濟層面的，也包括文化社會、環境、外交、國防與內政；我們不能只拿著一個主義招牌到國會去辯論，解決問題也不能靠「信仰」，必須理出套路，提出一個甚至多種解決問題的方式。

唯有在實踐當中，我們才能檢視哪些人是真正相信自己信仰，哪些人不是；哪些是摻雜了大量種族主義思考的（偽）社民主義者，哪些是趨炎附勢西瓜靠大邊的機會社民主義者。捍衛符號與高喊口號一樣，都是精神上提振士氣、感情上動人，但對於問題本質，動搖不了根本的手段。